在蒙特利尔怀有乡愁（下）
“这帝国主义啊……”
Alice与Danny夫妇是老移民，居住在蒙特利尔已有20年，他们也是当地最大的华人移民与房地产公司创始人。1985年Danny到此地留学，毕业后移民，先是做了很长一段时间房产经纪，把蒙特利尔人的房子卖给台湾人，他们的方式是先劝台湾人把孩子送到加拿大念中学，然后再劝他们移民、购房。Alice1991年到达蒙特利尔，去了一家移民律所。1995年夫妇俩整合资源，创立了当地最大的华人移民公司——博大集团。如今，在Alice夫妇看来，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当携带着大量资金、以投资型为主的新移民到来时，他们迎来了事业的开端——整合富裕新移民资源，带领他们在加拿大开发房地产项目。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蒙特利尔的房价略有下降，但比起往年来还是增长了30%。这与华人移民潮有多大的关系？并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数据，但投资移民的增多一定拉动了蒙特利尔的房地产业。每家都要置地建房，买下一片房产，把它当作为子孙后代留下的万无一失的家园，对中国有产阶层来说，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一市场需求，也是手中有大量资金，意图在蒙特利尔开展新事业的“投资移民”的新商机。
“在中国拿块地，你会觉得这个钱赚的太不安全了。”Alice夫妇的一位合伙人说。2005年前后，投资移民数量猛增，这与当时国内政策动荡，案件频发都有关系。“做生意的就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规避。在中国就是要跟政策、要跟府打交道，不能避免去给一些好处，但是这个东西属于潜规则，看怎么定义：10万块钱能判死刑；10万块钱打点又不算什么，人家要不要都是另一回事。”
1983年出生的敏允是老移民第二代，他这样理解华人对钱的不安感：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最稳固的，它有两条路，一是科举，二是抄家。科举保证穷人有一条路往上走，抄家保证了把不服从的人彻彻底底清除。在西方国家没这些，贵族便永远是贵族，钱与土地世代相传。敏允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民族身份并不是第一位，而变成第二位、第三位了。个人选择更加重要。”
可对殷先生来说，加入加拿大国籍宣誓的那个下午，他心情非常糟。“毕竟当了40多年中国人，怎么突然就变成加拿大人了？”
殷先生是Alice吸引来的意图在加拿大发展的另一位投资移民，现在已经是公司合伙人，他干的还是老本行。移民前，殷先生1993年从国企辞职下海投入房地产行业，妻子在“市政设计院”任职，中国最早拿到建筑师资格的总工程师。他们也是在1993年左右赶上中国的市场需求扩大、经济飞速发展的一拨，与Julia、建新夫妇经历了相似的财富积累过程。
2004年移民蒙特利尔，殷先生先是做了两年“留守丈夫”，保留“居民身份”，没有入籍，大部分时间留在原籍打理生意。与Alice夫妇合伙后，殷先生才算以蒙特利尔为家。“加拿大的房地产业更加透明，规则明确，交易历史有据可查，不需要政府关系与暗箱操作，更省心。”同样，加拿大也没有中国房地产业的超高利润与暴富空间。
殷先生一家与建新、Julia夫妇毗邻而居。这对中年夫妇生活闲适，丈夫生意稳定，不像以往那么焦虑；妻子因为在移民时签定了“竞业协议”，不能再从事建筑行业，专事家务，有时候未免失落，可看看花园里绿树荫荫，街区静谧，这样不也挺好吗？
几天前，殷先生和几个同事在办公室填了张表格，加入了“魁北克独立党”，党派宗旨是支持魁北克省独立于加拿大。也没那么当真，只不过有个朋友拉人凑数。殷先生想起自己90岁的母亲，也像这样，被人拉来凑数填了个表格，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于是在文革时受了不少苦。“我相信加拿大不会像对待我母亲那样对待我。”殷先生说。
Alice一家住在Brossard的“新富人区”，每栋房屋大约占地1000平米，总价平均约100万加币一幢，户户跟城堡似的，有一户印度来的还在花园里建了维纳斯，被戏称为“村委会”。他们可算晋升“上流社会”了吧？Alice笑着说，他们一家的确是当地议员争相邀请的宴会客人，对于相对稳定的加拿大，每次选举的选票差别都是很微小，如果谁要是赢得“不热情”的中国移民的选票，便会有很大优势。除此之外，依然生活在中国人圈子里，与当地人交流并不频繁。
“可加拿大是多元化的，从根上说，每一个都是移民，”敏允说：“我们认识了什么人，都问你是哪里人，我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没有人说是加拿大人。”除少部分特权阶层与穷困人口外，更广泛的阶层相信可以平等地分享一份社会财富，尊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
中国人尊卑贵贱意识太深；而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的骨子里。就连Danny 80多岁的老父亲老母亲都深有体会。他们精神熠熠，身体健朗。老爷子一口北京腔，他曾经在文化部任职，后调任山西大学，culture revolution 时受到了些折磨：“我们老宣传‘劳动最光荣’，骗人！劳动那是用来惩罚人的。到了加拿大，我才发现劳动光荣。我们请个砌台阶的工人，也就是泥瓦匠，干活那叫高兴，听着收音机喝着啤酒，东西收拾好，穿戴整齐，到学校去当冰球教练去了，正好教我小孙子。”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点头赞许，老爷子又叹一句：“这帝国主义啊……”
借用加拿大的蓝天、白云和空气
一只松鼠跳着脚讨吃的，东华扔给它一只花生，松鼠用前爪把花生捧在胸口，一边吃一边用圆眼睛瞄这草坪上的一家——东华和雪莲，一对中国夫妇，带着他们3岁的女儿早早。这对夫妇还很年轻，身上并没有背负太多沧桑，可他们对未来也不很确定，既饱含希望又充满犹疑。小女孩有一张漂亮的圆脸和带着小褶的胖手，她兴奋地朝松鼠尖叫，她看上去比她的父母更自由自在。
那是2004年，东华和雪莲技术移民到蒙特利尔不到一年。雪莲在“清一色华人大学”（简称清华大学）Concordia大学读金融学，东华一边寻找工作机会一边打工。他在牛排馆打过杂工，也试着在制衣厂钉纽扣。他的工友里有硕士，也有教授，大都是技术移民，因为法语不好暂且打着短工。
2003年，东华和雪莲都已经工作10年，分别在南京两家知名的大企业做到公司中层管理职位。雪莲提出移民，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她也有许多同学都移民海外。她在网络上比对加拿大的几座城市——温哥华华人太多；多伦多过于紧张；蒙特利尔，一个有着“小巴黎”绰号的城市，应该更有文化吧，就连一幢1967年建造的公寓也要修成火柴盒的样子，别致地立在圣劳伦斯河岸边。
那是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一部分，Habitat 67号，由建筑师Moshe Safdie设计，绰号“男人和他的世界”，在那个年头颇有超前意识，甚至引起了一阵反对的声浪。蒙特利尔也以节日著称，在漫长的冬日，街上的人民从来没有放弃一个狂欢的机会，他们从春天到冬天创立了各式各样的节日：嬉笑节，同性恋游行，双胞胎游行，法国文化节，意大利周，龙舟节……蒙特利尔是个一座生活化的城市，一个享乐者的家园，一片懒人的乐土。
困顿时光持续了两年，东华和雪莲住在一间租住的小公寓里，雪莲看丈夫辛苦提出也出去打工，东华拒绝了：“如果你也出去打工，那我们来加拿大的意义又何在？”
蒙特利尔的“技术移民”大多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或者追求一种“身份”。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2010年6月26日，加拿大颁布了新的移民政策法规，将原先的“技术移民”需求职业由38种减少为29种，其中大部分为厨师、机械工等蓝领职业。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最沉迷和最没有未来的选择，是永远在大学读书，从本科读到硕士再读博士，永远在逃避。”东华说。
2006年雪莲在当地公司谋到一份职业，东华也加入华人移民公司，情况渐渐好转。他们都是中等收入，不多但也足够在这里过上稳定的生活。买下一套约150平的房子用出租，又买下另一套300平左右的联排别墅。1年前，他们有了第二女儿，小姑娘长得跟姐姐真像，她正在咿呀学语，会说中文的“妈妈”，还会拍拍自己的胸脯，含混地说自己的英文名字“Erica”。
“每一家技术移民都要经历过困苦。我们用两年的时间达到了以往在国内的水平”，东华笑笑：“我们只不过在这里借用加拿大的蓝天、白云和空气，过着中国式的生活。中国人到哪里都能吃苦，坚韧耐劳，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性格吧。”
技术移民到蒙特利尔一年的晓宇还在经历辛苦。她站在柜台后，笑盈盈地接待一个结实的女码头工人，“啤酒2块5，香烟5块。”她的法文流利，神态温和，女码头工人报以微笑，跟她聊了两句今天风真大，而货物少得可怜。
晓宇和丈夫盘下的这爿的杂货店可算有年头了，前任是个柬埔寨人，经营了15年，又卖给一个当地人，再经历过3任中国人老板，转到他们手中。每天7点半到夜里10点半营业，没有节假日。他们是蒙特利尔数不清的杂货店中普通的一家，根据“满地可便利店协会”的统计，约有70%的杂货店由华人移民经营，他们大都是技术移民。
最艰难的时候，其实在巴黎。25岁的晓宇从兰州前往巴黎，读了5年书，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她不想回国，可这座她寄托了太多梦想的城市并不接纳她——巴黎保护当地居民的就业，太难拿到工作签证；不多的华人移民名额也被温州人占据。她在市场里摆过地摊卖点中国礼品，摊位正好在后门旁边，因为缺乏工作资格，一遇到稽查队就可以迅速包好逃走；她的丈夫在过年时舞过狮子，晓宇笑着说那时候自己还很苗条，能跳跳扇子舞呢。
“技术移民要过的第一关，应该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总有人问晓宇，为什么不去找份“正经工作”？因为是法语区，晓宇夫妇决定移民蒙特利尔，她和丈夫没有继续寻找工作，而是铁了心要经营一家杂货店。也许因为巴黎困顿的两年，也许因为，杂货店也是蛮有前途的一份职业——晓宇在飞机上认识了开杂货店的另一位华人，经过介绍，进入到蒙特利尔繁荣的华人杂货店圈子，他们每日辛劳，但也生活富足，一家经营良好的杂货店每年净利润约10万加币。
东区的蒙特利尔港口吊车林立，集装箱好像巨大的魔方砌在河边。不远处是一片小公园，孩子尖叫着跑过，老人往河中扔下鱼杆。我问晓宇，最苦的时候，为什么不回中国？她腼腆地笑着：“我也不知道。国内太紧张了，或者人际太复杂？或者我在国外生活久了就回不去了。”风吹着她的头发，这个女孩柔弱安静，生活又教会了她坚韧，杂货铺里也经历过抢劫、有过争执，现在一切都应付自如。她回过身来说：“也许因为一条，我在这里感觉到希望，蒙特利尔让我相信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
与此同时，沿圣劳伦斯河往西，蒙特利尔老港口旁，孙先生正在为舞狮子做准备：“今天我在这里舞狮子挣了钱，明天我到餐厅吃饭，旁边可能坐一个百万富翁，可我们都一样。”
1996年他跟随上海杂技团到蒙特利尔演出，之后滞留在此，又转为技术移民。“当时有7个人留下来，占1/3，影响还挺大，那段时间很多杂技团都不敢出国演出了。”
伴随着《金蛇狂舞》，孙先生和儿子跳上一只彩球，场子里滚了一圈儿，那帮游客哪见过这阵势，叫好声不断。同行都围过来了，唱爵士的黑人，跳舞的吉普赛人，戴着黑色小帽的穆斯林，假扮法国行刑队的士兵也驻足观看。圣劳伦斯河上聚集了大团的湿气，一阵风吹落太阳雨，也没有人躲，等着最后亮相——狮子从彩球上一个跟斗翻下，地上打个滚儿，孙先生和儿子从狮子袍里探出头来。汗水和雨水把他们的头发打湿在脑门上，一缕一缕的，他们笑呵呵的，好像两条欢快的鱼。
作者简介：于困困，玲珑沙龙创始人兼CEO，著有《上流女孩当如是》、《不上流，不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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