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1月武汉大规模爆发新冠，到2021年1月，全世界仍然受困于新冠疫情，一年多以来，人们关心的问题不仅仅是疫情何时能够结束。民众对另一个话题开始有了更多思考：在重大危机面前，究竟是威权国家的效率高，还是民主国家更加人性化。截止到今年1月，全球共确诊近9100万例新冠感染者。而在总病例数字靠前的十个国家当中，除了俄罗斯与土耳其，其余八个国家均为民主国家。被称作“民主灯塔”的美国，确诊病例更是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在记录了2250万确诊病例的同时，还有37.6万人因为此次疫情丧命。
2020年3月18日，美国芭蕾舞演员Ashlee Montague戴着面具在纽约时代广场的马路上跳舞REUTERS/Andrew Kelly中文的报道里，欧美民主国家在疫情中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很多人觉得民主政治体制成了掣肘抗疫的罪魁祸首，而国家动员体制才能彻底地战胜疫情，实现“清零”的壮举。民主制度开始遭到人们的批评：以加拿大为例，人们不满意边境关闭过晚，没有及早地要求入境者进行核酸检测，没有频繁进行“封城”。此外，华人同胞批评加拿大政府和国民“缺乏集体意识”，“不考虑公共利益”，“不会抄作业”等等。比如，在鸭绿江的对岸，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至今也没有公布任何确诊病例，他们战胜了新冠病毒吗？我们是不是要为它的管制能力鼓掌？换句话说，抗疫不利这个锅是不是该由民主制度来背？笔者认为，这个“罪责”要归于宪法权利。在上述吹捧威权的言论当中，一个巨大的归因错误是：在民主国家所出现的“问题”，与民主本身无关。从无法强制人们佩戴口罩、到无法快速封闭边境、再到没有办法曝光感染者的姓名、亲属、与旅行记录的原因，实际上是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民主仅仅是产生政府与公权力领导者的方式，而非一种意识形态。威权主义的支持者更愿意相信的，是在公众利益面前，应当牺牲个人利益：牺牲少数保全多数，舍弃不重要的保护重要的，稳定与发展要压过一切。这些都是威权主义国家内常常能够看到的政策导向。在过去的几年内，从限制网上舆论，到控制主要城市人口数量，再到土地住宅所有权，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案例。
与之相对的，是受到宪法限制，通过民主制度选举产生的政府：他们没有权力去要求媒体停止报道某一件事，也没有权力派出警察或特工逮捕拍摄视频的公民。他们的执政方针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束缚。而对于新冠疫情而言，最重要的权利就是：公民的迁徙自由。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普世人权声明（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当中，第13条有着如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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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在本州内拥有自由迁徙与居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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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拥有离开包括自己原籍国在内的任何国家，以及返回自己的原籍国的权利。
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各个民主国家当中，都会有相应的法律条款保障这些被认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疫情爆发初期，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在竭尽所能，想办法将更多的本国公民引流回到本国境内。这与“双阴”政策、“非必要、不回国”等等政策导向完全不同。
在民主国家内，我们还能看到许多阴谋论者、反科学运动人士在新冠疫情期间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停止封锁政策。显然，这些集会为公共卫生带来更大的压力，在集会过后，这些人当中还会有人士感染病毒。但是民主政府着实拿这些反智人群没有太好的办法：集会自由，同样保障了这些人的权利。在看完上述的几个案例后，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民主国家的警员无法在居民家门口贴上封条，用将他们的门窗焊死，甚至不能将他们拘禁在某个医院当中。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节假日当中，仍然有大量公民走亲访友。如果我们将每一个公民看成一个数字，当然会有人希望他们停止移动。但问题是，他们是鲜活的生命，有情感，与社会当中的其他人有关联。因此，政府只能够劝说他们待在家中，而无法命令他们（全天候）待在家中。
一个路人在魁省 Gatineau夜晚的马路上，魁省1月9日宣布宵禁（图中未显示拍照时间）, Adrian Wyld/THE CANADIAN PRESS
曾有人试图诡辩，让人活下去就是最大的人权。显然，生命权是人权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但人权并不仅仅包括“活下去”，还包括了有尊严，有自由的活下去。在新冠疫情形势严峻的民主国家当中，民众有闭门不出，以降低感染风险的选择，但是没有不能回家的限制。而在威权国家封闭边境的时候，它滞留海外的国民失去了回家的自由。在经济方面，对于更加依赖民众消费的发达经济体来说，封锁城市将更大地伤害本国的经济活动。这也让封锁的决定变得更加艰难。如果我们观察每十万人均病例最高的五个国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注定了他们的高感染率：例如安道尔、直布罗陀、黑山、圣马力诺、捷克这些国家紧密连接欧洲与世界，更难做到封锁边境，阻隔人群的流动。事实上，他们甚至还需要依靠人群的流动来维系生活。而在拥有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政体中，韩国、新西兰、台湾等国家与地区也证明了控制新冠疫情与政治体制无关，对这一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而言，封锁边境、追踪出入境人士、以及地缘环境等因素的重要性，要远大于政治体制的重要程度。而上述的政体当中，甚至还有非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他们也并不需要封锁消息，保持信息的公开透明，更有利于控制这一困扰世界的病毒危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感染病例最少的国家是瓦努阿图，这个位于太平洋当中的岛国仅有1例病例。这与瓦努阿图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民众生活习俗、普遍意识形态等等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有大海的隔离，他们更容易，将自己与这个充满病毒的世界分离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