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劳伦斯河将蒙特利尔划分为“岛上”和“南岸”，我在南岸的中产社区Brossard走访了几户华人移民家庭。他们中有“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有房地产开发商，也有褪去国内“成功人士”光环、回归平淡生活的“技术移民”。他们的际遇各不相同，又共同放弃了动荡不安的、有着青春期特征的中国，选择了更加沉稳的“成人”生活方式。终其所指，他们在这里也找到了一种信心——这个世界上，总该至少有一个地方，生活可以按照梦想进行下去，没有任何厄运可以侵入和打乱。对他们来说，这个地方就是蒙特利尔。
“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
Julia是典型的“移民太太”，她有双拓荒者的脚——脚趾班驳，套着一双皮拖鞋，速度迅疾，没有一刻消停的。
她打开后花园的纱门，一片绿色涌进屋子。“以前我们老说蒲公英遍地开花，是坚强的象征。现在我一看到蒲公英就恨得要死。现在那里种植了应季的鸢尾花、蓝莓、紫苏、西红柿、黄瓜、韭菜、大葱……还有最令她得意的鸡毛菜，“我们上海人最喜欢吃了。”
Julia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学会打理花园——剿灭每一两天就要长出几株的蒲公英，对付各种奇形怪状的昆虫，割草，铺设灌溉系统……。她每天要在花园里耗上4个小时，再用两个小时清理高3层占地约500平米的大房子，其他时间去魁北克大学学习法语，或者到女儿小学的图书馆当义工（也可以学习法语）。选举季节，她还是当地华人选区的义工，挨家挨户游说华人移民，再用自家的奔驰车一个一个接送到投票点投票。“可惜华人的政治热情都不高，”Julia抱怨：“去年有60多个华人答应投票，到那天只有6个去投。”
“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相对：移民后，妻子留在当地担任主妇，加入国籍；丈夫主要留在国内继续工作，只留取“永久居留权”，保留中国国籍，在两地奔波。中国在许多人眼中，一方面政策环境不明朗、投资环境有风险，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起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利润空间，这正是社会已平稳发展了几十年，各领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所缺乏的。“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大量存在于“投资移民”中，他们为事业留下了更多选择权和后路，也付出了两地分居的代价。
2006年上海人Julia与丈夫建新夫妇带着一儿一女移民蒙特利尔。Julia曾是一位事业女性，疏于管家里的琐事，也无力教育孩子享受家庭生活，家中雇佣过4个保姆和1个司机，那双脚上永远穿着高跟鞋。现在大儿子智玮已经上大学预科，一个有教养且上进的孩子，去年被选为“年度最佳人格奖”；女儿智瑛在皇家音乐小学读书，擅长钢琴、芭蕾舞、民族舞、绘画、溜冰、游泳（三级教练）……他们是Julia最得意的“新事业”。
建新是上海最大的电脑城“东上海电脑广场”创始人，移民后，仍有2/3时间留在上海。他将目前的状态概括为“韬光养晦阶段”。上海生机勃勃、风险与利润并存、但也焦虑、憔悴；蒙特利尔按部就班、更加成熟、富有次序感。建新这样形容上海与蒙特利尔这两座“姐妹城市”。他更偏爱成熟的蒙特利尔，可又迷恋上海需要时刻保持灵敏嗅觉的挑战性。“一到蒙特利尔机场，我就感觉象牛掉进枯井里”，建新说他不通语言，不熟悉法律，暂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事业。“真希望我20多岁就已经来到这里。”
1992年，在上海一家大型国企工作5年的建新前往百事可乐上海分公司应聘，他是打破铁饭碗的第一批国企工人。1年后下海经商，创立了上海第一个食品交易市场，一度发展为三家连锁，年销售额超过20亿。1997年，在食品市场被超市取代的关口，建新转而投资电脑交易市场，最终发展为上海最大的电脑广场。“我这个人总有种使命感，愿意尝试新的领域，同时警惕挑战。每当顺利时我就如履薄冰；一遇到困难，我又越挫越勇。”建新总结自己的商业风格，很难分清是这种风格造就了他的“成功”，还是中国的商业气候造就了这种风格。
2000年，东上海电脑城因为“晚付一天房租”，被场地租赁方、一家大型国企要求停业解除租赁合同。双方打了两年官司。“这完全是一场可以避免的官司，起因并非经营，仅仅因为租赁方不能接受电脑城的繁荣，他们觉得不平衡”，建新说：“我感到委屈、心力憔悴。”最终官司二审判决建新一方胜诉，他也决意移民。“我毕竟是个商人，我愿意承担风险，但是不愿意冒险。国内的商业环境对民营企业来说，缺乏平等、公平的环境。”
儿子18岁那年，分别在父亲节和母亲节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到加拿大也4年了，这4年我们经历了太多，印象太深，从到达蒙特利尔第一天的糟糕印象到如今对它的深深了解与欣赏，这些仿佛都历历在目……”。抵达第一天，大雪封城，汽车把雪压出黑忽忽的胎印，路边清扫过的雪堆比人都高，蒙特利尔用它最典型的冬日景象迎接着这一家四口。他们住进只有一张床的“移民之家”，儿子吵着饿，干脆哭了起来，建新走到外面超市打算买些吃的，天气太冷了，冷到根本没有办法把东西拎回来，他空手而归。这也许是一家人在蒙特利尔最艰难的时刻。
Julia说，“移民太太”团里有许多整天无所事事靠购物打发时间的，还有一些就是躲避老公的外遇。而她与她们不一样，她格外丰富和忙碌，朋友们称她为“蒙特利尔杰出华人女性”。中午1点，这位杰出女性要去与市政管理部的人见面。2个月前，她买下一栋有14套公寓3家底商的物业，赚点生活费。可那栋物业正对着一家牛奶厂，几个白色的大罐子发出隆隆响声，日夜不停地脱敏。Julia写了信到市政管理部投诉。这天来了一老一少两个测噪音的，拿着棉花糖似的测音器在公寓里探来探去，Julia跟在他们身后，用法语大声解释，过了一会儿，又改用英语。测量结果是噪音远远超标，承诺一个月内会在牛奶厂前修建一道隔音带。
车子由北向南驶过维多利亚大桥，桥下圣劳伦河翻着蛇纹似的波浪。大河将蒙特利尔划分为“岛上”和“南岸”，一条狭长的绿荫道嵌在河中央，填河造出来的，以划分航道和水流湍急的区域。从南岸望向岛上，最明显的地标也是蒙特利尔最辉煌时期的建筑——雄浑的圆顶天主教堂圣约瑟教堂与贝隶铭设计的Palece Ville-Marrie大厦相呼应；好莱坞式的银行总部大楼脚下铺设着法国风味的碎石街道；还有奥林匹克运动馆和世博馆……从远处看，白色穹顶的法国馆好像水中鼓起的一个气泡，现在那里是一座赌场。
1535年，法国人发现了加拿大的魁北克，Quebec，“河流变窄的地方”，蒙特利尔这座魁北克最大的城市，正好在最窄的狭湾处。如果像鸟一样在碎云积累的天空飞行，会感到这是一条细小的河流；但是贴近水面，河水急速奔涌而万物渺小，圣劳伦斯河见证过许多动荡与繁荣，又将它们涤除——
1642年，法国人想在这里建造一个“法兰西第二帝国”，1757年被“法国印第安战争”打断，英国人和美国人相继入驻。蒙特利尔成为法语与英语通用的区域。
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地成立，蒙特利尔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主要海港、铁路中枢、银行中心和工业生产重镇。
1960年代是蒙特利尔最繁盛的时期，举办过1967年的世博会与1976年的奥运会，经济发展速度位于加拿大首位。
1990年代，因为经济萧条与魁北克独立运动，蒙特利尔沉寂下来，经济发展速度被多伦多超越。
蒙特利尔已经走过它的青春期，那种动荡不安、富有冒险精神、又会给勇敢的幸运儿以惊喜的时期，现在这里洋溢着长长的、懒洋洋的安逸，像个中年人似的。它的前生一目了然，它的未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数——这里不再是冒险者与流浪儿的天堂，它更适合那些信仰“美好生活”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则、标准和分寸，未来也可以预计，再也不需要经受突然的痛苦，当然，也不会有极致的欢乐。
有位老移民说，蒙特利尔有时候真像“北大荒”，要做的，就是等。等着，肥沃的土地就长出了蔬菜与水果，不要施肥，施肥就过了；等着，圣劳伦斯河孕育出巨大的鲟鱼和吸口鱼（Suckers）；等着，漫长的雪季到来，人们不干别的，整天打冰球。
蒙特利尔城区已经足够提供一座大城市的消费和需要，但它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自然环境的程度。城市边缘的房屋，有的倒映在圣劳伦斯河上，有的面朝着皇家山，有的散落在平原上，几乎感觉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的起端。而在老城，又会觉得这座城市的发展宛如一棵树的年轮一般分明，在古老的法式小楼前是一条环城大道，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贵重的核心，里面是老宫殿与小矮屋，诉说着以往的历史。不过，旧建筑并不抱怨新建筑，就像被敲下来的石头块不抱怨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里是舒畅的，它好客地接纳所有的外来人，气氛轻松愉快，果然有一点像巴黎。
“在蒙特利尔，我学到的最大收获是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我感到最满足的是自由。”Julia说。她仍记得第一次驾车去纽约，只要5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车子停靠在纽约港外，坐船入境，远远的，果真看得到自由女神像。对很多游客来说，自由女神像是老掉牙的东西，可对一个移民来说，“自由女神高举火炬向天”却是最奇妙的景象，大陆就在眼前，纽约的天际线诉说着自由的故事。“本来，我还不太能理解公平与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懂了。”（待续）
作者简介：于困困，玲珑沙龙创始人兼CEO，著有《上流女孩当如是》、《不上流，不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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