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加拿大BC省最高法院的法官，不顾当事人两个女儿的意愿，允许温哥华市中心一家医院的医务人员，停止维持一名65岁男子的生命体征。
人们惊呼：明明人还活着，可医生却说没有必要继续医治，法官偏听偏信，竟批准让医生决定病人死活，反而置家人的意见于不顾？……
法庭于本月初作出裁决后，立刻于民间引发热议——对于一个人的治疗方案，甚至生死，家属、医生、法官，到底谁说了算？
作出本次裁决的加拿大BC省最高法院法官Christopher Hinkson承认，此案确实“微妙”。
Hinkson说，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它取决于“让该名老人继续活着是否符合他本人的最佳利益”。
正是这个问题，让该名老者的成年子女与St. Paul’s医院的医生产生严重分歧。Hinkson在裁决书中写道：“医生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停止治疗’，而家人则希望‘继续治疗’。”
法庭文件显示，5月18日，65岁的Leo Edward Bikus因冠状动脉阻塞而心脏病发作，在起床时昏倒。在医护人员对他进行心脏复苏前，他已经没有脉搏46分钟。
由于两条心脏血管都被血栓堵塞，心肌非常虚弱，氧气无法被输送到全身各处，医生为Bikus做了“血管成形术”。
术后的Bikus于发病当晚住进心脏重症监护病房，此后，Bikus就一直没有“明显”反应。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医生对Bikus进行了各种神经学评估，令人沮丧的是，医生说，没有发现患者有可能康复的任何迹象。
一名专攻危重病人的医生记录到，“测试显示患者没有明显的脑电活动……除瞳孔对光有反应外，Bikus没有咳嗽、呕吐或角膜反射，其对疼痛的刺激也没有任何反应……即便获得治疗，其最好的结果也将是严重的神经损伤。”
最后，治疗Bikus的医生团队“一致”认为，“终止维持其生命的治疗对其最为有利——相关治疗只会延长他的生命，但于现实而言，此举却是徒劳……因为治疗不过是令其进入没有意识的、持续的植物人状态。”
此外，医生团队还警告说，“让病人活着可能会导致其遭受进一步的伤害，比如褥疮、感染和其他并发症。”
尽管看到这样的评估，病人Bikus的女儿Evangeline De Châtillon和Elise Bikus却仍然抱有希望……尤其是在亲眼目睹父亲的四肢和脚“动了一下”之后，她们向法院申请“禁令”，“阻止医院终止Bikus的生命维持系统”。
法庭上，姐妹俩展示了一段视频，她们指出，视频显示“Bikus有‘皮层反应’，这表明他正在恢复意识”。然而，医生不同意女儿们的说法，认为这些动作“只是无意识的反射”。
在没有任何医学系统专家意见支持的情况下，法院拒绝接受家属对于该视频的解释——事实上，家属找过很多专家，但是，几乎所有被找过的专家都表示“无法为她们的说法给予专业支持”。
为了让女儿们有时间去咨询相关意见，法官已经批准延期三次听证会。但到了第四次，女儿们的延期申请被Hinkson法官直接拒绝。
先要搞清楚的关键问题是，谁应该决定患者的治疗方案？或者最终，谁有权终止病人的生命维持系统？
首先，应该是病人本人。然而，Bikus的状况已令其“自动出局”。
其次，根据BC省《医疗保健（同意）和护理设施（管理）法案》，病人的配偶，是本人之外的首选项。然而，法院获知，“Bikus虽有配偶，但其配偶已与他疏远了20多年”。
于是，法院把作出该决策的权利与责任交给了Bikus的两个女儿。
然而事情不止于此……女儿们“不可以想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法律还规定，替代决策者“必须以病人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
St. Paul’s医院认为，尽管这对姐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她们的决定并不能让该名病人处于最好的状态。医院要求法院行使“父母权”，否决女儿们的决策或意愿，允许医生终止治疗。
“父母权”允许法官“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可以不顾及其家庭成员或法定监护人的反对，下令允许或禁止某些做法”。
在裁决书中，Hinkson写道:“在今次案件中，不管原告（女儿们）的观点如何，Bikus的病情正在恶化，且摆在我面前无可辩驳的医学证据表明，他的情况将继续恶化。”
“因此，‘反对撤销对Bikus的治疗’并不符合Bikus的最佳利益。我批准医生有权依照他们的判断作出他们最终的选择。”
法官没有直接拒绝女儿们申请的“禁令”，而是发布命令：允许St. Paul’s医院的工作人员在24小时内停止（Bikus）任何维持生命的治疗或医疗保健服务。
为便于原告理解裁决，Hinkson指出，在BC省此前发生的一桩案例中，一名严重残疾的6岁男孩的父母拒绝同意为孩子做挽救生命的手术，但法官最终允许医生进行相关治疗。
虽然案例情况相反，但法官旨在说明，“加拿大法律允许法官作出这样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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