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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老人去世3年多才判给精神损失费!加拿大司法公正,就像一个笑话!

2014年的寒冬2月,蒙特利尔Snowdon附近一家老人院里,逃出一个手扶助步车的老太太,她来到路边求助,甚至没来得及穿外套。好心的行人给她披上一件大衣并且报了警,由此一件虐待、诈骗老人的案件浮出水面。


“任何知道案情的人,都遏制不住愤怒。”魁省高院法官莫里森(Morrison)在判决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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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出庭作证的被害人Voronika(PHIL CARPENTER/ Montreal Gazette files)


这位老人家叫Veronika,当时已经89岁高龄。她被以“大侄女”为首的四个人稀里糊涂地弄到了老人院,并被阻断跟外界的联系。她银行账上毕生积蓄近50万加币全部被提空。
 
法院审理查明,四人骗子组是两对夫妻。第一对,妻子艾丽莎(Alissa)是社工,丈夫查尔斯(Charles)是律师,看上去社工和律师怎么也算是光鲜的职业,可能就是这样的职业身份给她们做坏事提供了便利;第二对儿夫妻,女的叫安妮塔(Anita),男的亚瑟(Arthur)。
 
四个骗子的做法令见多识广的法官都感到震惊。
 
简单概述:为了欺骗这位89岁的老人家——维罗妮卡·皮埃拉(Veronika Piela),几人伪造医疗文件,闯入受害人家中获取个人信息,最后欺骗法庭获得对老人的监护权,她们几乎是用尽手段,丧尽天良。
 
她们总共从Veronika银行账户提取了47万4千加币。
 
骗子四人组是怎么跟老人相识的,法庭没有披露,媒体并没有更详细的报道。很明显艾丽莎社工的身份帮了她们的忙,自始至终,四个骗子都声称她们是在帮助Veronika。
 
“帮助”过程中,她们发现Veronika家里还有些米却没什么亲人,便开始打起了老人家的主意。
 
为了能够控制年事已高的老太太,并最终拿到钱,最好的办法就是向法庭申请对她的监护权。监护权当然是需要条件的,但是这当然难不住艾丽莎的老公查尔斯(Charles),他本人就是律师嘛。
 
不过与律师这个职业相比,他的导演水平更高,他导出了一幕“苦肉计”,给她们每个人都安排好了角色:


安妮塔(Anita)是老人家的侄女;艾丽莎(Alissa)是帮助老人的社工;查尔斯律师负责跟法庭交涉;他们还找来了熟人医生——高德史密斯,准备一份必要的医学和心理报告。
 
2013年11月,在Veronika的公寓里,对老人家的医学评估开始了。在医生的报告里,Veronika被描述成不能自理,她生活在“极其肮脏的环境里,被打开的酒瓶和污物包围,无法回答最基本的问题,也不懂英语。。。”
 
这份报告让安妮塔(Anita)对老人有了监护权,能以老人的名义代她全权打理事务。直到老人被送到老人院“隔离”。
 
在后来的漫长诉讼过程中,法官发现,Veronika可以用英语和法语回答问题,不仅如此,她说自己从来没有酒瘾啊。。。更惊人的是:她说自己压根就没有见到那位高德史密斯医生!
 
这么大的偏差,法官提出了两种可能:第一“侄女”和社工艾丽莎曾给老人服了药物,以使她无法正常回答问题;第二种可能,高德史密斯医生那天见到的是“替身”,而不是Veronika本人。
 
无论怎么说,法官认定,在Veronika公寓里的这次医学评估,更像是一个“虚假的片场”。
 
整个诉讼过程漫长低效。悲催的是,老人家没有熬到正义的到来,2016年12月她因中风去世。
 
法庭在调查中发现,这位老人还有另一番身世,她来加拿大之前的少年时期曾经进过纳粹的集中营。难以想象,自幼饱受战争苦难的人,晚年居然再次经受这样人财两空的骗局、漫无边际的诉讼,所谓晚景凄凉不过如此,而且这一切发生在加拿大。
 
法院最后的判决:


骗子四人共同赔偿20万加币精神损失费,此外作为惩罚性赔偿,“大侄女”安妮塔(Anita)赔付10万加元,社工和律师各赔75,000元,“侄女婿”亚瑟(Arthur)赔5万元。
 
“大侄女”安妮塔(Anita)还需要额外支付93,000加币的费用和开支。
 
奇葩的是,这起案件没有一个被告人被判入狱。
 
主犯“大侄女”在刑事法庭认罪,并因妨碍司法公正和其他与伪造有关的罪行而被定罪。但是只判处两年监外刑期,在社区服务。她后来违反了条件,但正在对该决定提起上诉。
 
“侄女婿”对闯入Veronika的公寓认罪,并被有条件释放。
 
社工艾丽莎(Alissa)承认与闯入有关的指控,被有条件释放。2016年,她因涉嫌包括本案在内的两起案件而被魁北克社会工作者禁止三年。
 
律师先生,从未在刑事法庭上受到起诉。2018年,魁北克律师协会只因此案,停止他执照18个月。
 
这四人中没有一个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那位在“虚假片场”里出了医学报告的医生,法官驳回了对他的起诉。


姑且不说加拿大的司法对恶人的惩罚如同隔靴搔痒,单就审理速度来说就是对所谓“公平正义”的极大讽刺。



案发时间是2014年2月,期间2018年法庭做出刑事判决,以及最近才做出的民事赔偿,这样一起案件的审理历经了6年。而受害人Veronika已经去世了3年半。

 

这,就是加拿大迟来的司法公正,如同一个已经冰冷的玩笑。



本文翻译整理自:Montreal Gaz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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