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市的地铁里，通常只有谢丽尔·文（音译）一个人戴着口罩。她注意到了，别人也注意到了，不少通勤者向她投来奇怪的目光。在周二早晨，在步行去学校的路上，一群少年嘲笑她，并朝着她一阵猛咳。
“我感到深受羞辱和误解，” 这位20岁的华裔女学生兼研究助理说。
在工作场所，谢丽尔也因为戴口罩而倍感局促，因为她的同事都没戴口罩，还有同事问她是不是生病了。
“为什么他们认为这只关乎我个人？在我看来，这是一项公民义务”，她说。“如果我因为触摸什么东西而被感染，我（戴口罩）至少可以切断传染链。这样做能救很多人的命。”
文在香港出生、长大，香港的卫生专家就是这么建议的，对此她笃信不疑。自从中国武汉出现神秘的、后被识别并命名为COVID-19的病毒性肺炎以来，在香港街头、火车、巴士上，几乎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这种情形已持续了数周。香港政府和顶尖的卫生专家也建议戴口罩，认为这会有助于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就在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病毒被定性为“全球大流行”。
2020年3月2日，戴着口罩的上班族拎着外卖午餐盒在去往香港金钟的路上（彭博社/盖蒂图片社）
在亚洲多地，戴口罩已稀疏平常，但在香港却出现了严重的“口罩荒”。在恐慌最盛之时，居民在药房外彻夜排队，购买口罩。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已向国民派发口罩。台湾和泰国已禁止口罩出口，以优先满足当地急剧增长的需求。然而，在美国，健康人戴口罩的行为既不予鼓励，也不被社会接受。美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一样，认为只有生病的患者或相关医护人员才应戴口罩。
外科医生杰罗姆·亚当斯（音译）在其推特上表明观点：“理智些吧，人们！停止抢购口罩！在预防普通民众感染新冠病毒方面，口罩并不能发挥有效作用。但是，如果医护人员去照料生病的患者时，没有口罩可戴，那将让他们和我们的社区陷于危险境地！”
一方面，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传染病学系的教授威廉·谢夫纳（William Schaffner）博士对此表示赞同。他说，社区成员通常佩戴的医用口罩并不能紧密贴合鼻子、脸颊和下巴。
“如果普遍建议公众都戴口罩，那么我们将无法充分满足医护工作者的需求”，他补充道。他身边的同事已通报了口罩短缺的情况。“首先应该优先在医护系统内使用口罩，而不是在我们的社区中使用。”
谢夫纳教授称，支撑公众通过戴口罩能有效预防新冠病毒的证据“很少”。
2020年3月11日，在纽约市地铁戴医用口罩的乘客（盖蒂图片社）
而另一方面，香港中文大学呼吸医学科专家David Hui（戴维·许）说，戴口罩可以预防像COVID-19这样的传染病，这是共识。2002至2003年间，他曾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暴发进行过广泛研究。
许说：“如果你面前站着个生病的患者，口罩多少能提供一些保护。口罩可防止呼吸道吸入飞沫，这是病毒传播的主要方式。”由于这种病毒的特殊性质，口罩在此次流行病中可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感染COVID-19的患者通常只有轻度症状甚至没有症状。一些研究者相信，患者在未出现症状时也可以传播病毒，这意味着患者具有传染性但他自己却毫不知情。
许补充说，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来支撑口罩应对新冠病毒的有效性，但没理由放弃使用，因为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确切的科学证据。“不能任意让人们不戴口罩，然后让他们全部暴露在病毒中。”
曾担任纽约市医院管理局顾问的传染病专家约瑟夫·曾（JosephTsang）向《时代》杂志表示，戴口罩有两个目的：“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感染，而且能让体内已携带病毒的潜在患者传染周边人群的可能性最小化。”
他说，具有三层过滤的外科口罩有助于降低病毒飞沫传播的接触风险。当你预见到和别人间距在2至3米（6.5至10英尺）以内时，最好戴上口罩。”
甚至在新冠病毒爆发前，口罩在整个东亚就很普遍，原因很多。对于生了病又想保护周边人群的患者来说，戴口罩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此外，在感冒和流感季节，大家也戴口罩保护自己。
在英国工作的日本秀明大学（Shumei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堀井光敏（Mitsutoshi Horii）说，在日本，人们戴口罩不一定是医学原因。譬如说，在过敏季节，想遮掩肿胀的嘴唇或红鼻头；而在冬季，则是为了保暖。在日本，口罩的材质和印花不胜枚举，甚至紧随时尚。在香港街头，也时常能见到。
堀井说，对口罩的感知差异部分归因于关于掩盖面部的文化规范。“在西方，社交互动中，需要展示自己的身份并进行目光交流。面部表情尤显重要。”
在他工作的英国校区，他曾接待过来自日本的进修教师，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是抵达英国的第一课。堀井说，校方明确建议他们，在当地学校授课时，不要戴口罩。“如果戴口罩，当地孩子可能会感到害怕。”
17年前的非典阴影也有助于解释口罩流行的原因，尤其是在香港。当年，香港有近300人死于非典，占官方公布的全球非典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像香港那样饱受重创。
香港大学人文与医学中心高级研究员瑞尔·辛纳（Ria Sinha）对《时代》杂志说：“很大程度上，非典引起的冲击波造就了当地的口罩习俗。尽管年轻一代已不记得非典，但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却亲身体验过这种传染病带来的恐惧和不确定性，并被剥夺了生活的常态。”
她解释说，尽管缺乏有力的研究依据，但戴口罩已然成为 “保护与团结的象征和工具”。她接着补充说：“对于许多人来说，戴面罩并不总是医学上的决定，而是受缚于社会文化实践中。”
但在西方，谢丽尔·文发现，戴口罩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关注，甚至成为攻击的目标。尽管截止2020年3月12日，美国的COVID-19确诊病例已激增至1300多个，（同期香港确诊病例有129个，比纽约地区还少了100个），但文说，她认识的来自香港、中国内地和韩国的朋友中，仍有约四分之一出于对这种病毒引起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担忧而不敢戴口罩。
而在香港，尽管大多数人都戴着口罩，但也有例外。29岁的安迪·陈说，全城尽戴口罩加剧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我不戴口罩，人们反过来取笑我”，她说。“但我认为，唯一可笑的是每个人都出于过度恐惧而去抢购口罩，人们受情感趋势而非尊重科学”。
不过，香港现年55岁的全职妈妈夏洛特·何（Charlotte Ho）仍赞成多数人的观点。她说，即便离开居住的公寓楼去街对面超市买东西，不戴口罩都是万万不可以的。如果见到某人不戴口罩，她也会远远避开。她说，这叫“以防万一”。
Nathalie编译自美国《时代》杂志，2020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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